田文林:战略制定要有哲学思维

  • 日期:11-0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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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国际舞台上,国家之间乃至国家的兴衰不是由一场特定的战斗决定的,而往往是由战略优势和劣势的竞争决定的。一些中国学者指出,几乎所有国家战略背后都有一定的哲学基础。戴高乐说,在亚历山大的行动中,我们可以找到亚里斯多德。在拿破仑的行动中,我们可以发现卢梭和狄德罗的哲学。在希特勒的行动中,我们可以发现尼采和特赖克的哲学。在东条秀树的行动中,可以找到福泽由纪和神道。实用主义经常出现在美国外交政策中。

一个国家的战略水平首先取决于对国际形势的理解深度,归根到底,如何理解国际形势取决于哪种哲学思想可以作为指导。因此,国家战略竞争实际上就是战略领域的竞争,即哲学思维方式。用来领导我们思想的世界观与民族运动的兴衰有关。

苏联过去没有战胜军事攻击和遏制敌对力量,但最终像纸房子一样倒塌了。根本原因是苏联从“否定斯大林”到否定列宁直到否定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本身,在“改革”的旗帜下逐渐失去了方向,它放弃了最有价值的资源来支持该政权,最终导致整个苏联解体。近年来,美国“单极霸权梦”的消亡也源于哲学的匮乏。十年前,美国发动了伊拉克战争,这是美国国家力量从繁荣走向衰落的转折点。美国发动这场战争的指导思想(新保守主义及其背后的“文明冲突”)恰恰是一种唯心主义哲学。它的主要缺点是使用客观性的主观度量,而忽略了意图和能力之间的巨大反差。

苏联和美国的战略失误是糟糕的哲学和战略思想的结果。他们的教训也为崛起的中国敲响了警钟,迫使我们从哲学的高度审视和审视我们的外交战略。中国追求什么样的哲学思想,与“中国梦”能否成真直接相关。

首先,建立国家和人民的立场。哲学最终指向现实,因此也存在“为什么人们服务”的问题。这里有什么样的哲学立场,将会有什么样的理论和实践。如果该国奉行“前瞻性”的精英路线,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政治权力基础薄弱,政治权力与人民的距离越远,外交政策就越不充分,越倾向于就是惧怕力量,走发展道路。

第二,必须坚持唯物主义的观点。世界的本质是物质决策意识。外部战略的发展也优先考虑那些实际问题。为了国家的生存和发展,不能“超越”许多事情。例如,地缘政治安全问题。国家安全是否强大以及地理位置是否安全是关键措施。美国在19世纪提出反对欧洲干预拉丁美洲的“门罗主义”时,实际上将拉丁美洲视为美国地缘政治安全的一部分。现在,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遍布世界各地。同样,中国在1950年代的“对美国和朝鲜的抵抗”也是基于地缘政治安全考虑。

第三,有必要进行辩证思考。在现实世界中,矛盾是正常现象。解决矛盾的方法有三种:一种是东风压倒西风,或者是西风压倒东风。二是两边均匀匹配,形成陈旧状态。第三是相对的面是相同的。矛盾不仅是对立的,而且是统一的,并且不断地变成对立面。因此,我们决定,如果要使矛盾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,就必须学会从另一侧开始,“以自己的方式统治人民”。它不仅认识到矛盾的艰巨性和复杂性,而且强调主观能动性。人们认为,依靠毅力和意愿,特别是依靠群众力量,可以克服矛盾。避免矛盾是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。

从国际战略的角度看,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是一个“政治突破”的国家。在整个政治生活中,我们必须始终加强整体政治领导和国际战略。一旦政治底线下降,中国将来就很难避免苏联的命运。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成为维护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民族哲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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